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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济:鸿德济世做学问

时间:2015-01-12 10:35来源:中国教育新闻网—中国教育报 作者:陈少远  点击:
黄济,原名于鸿德,1921年7月20日生,山东即墨人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,是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。

    黄济,原名于鸿德,1921年7月20日生,山东即墨人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,是新中国教育哲学学科的主要奠基人。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教育学、心理学学科评议组成员,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教育卷》教育科学分支副主编,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第二、三、四届副理事长,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,北京市教育学会第二、三届副理事长,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。

  “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,故愿竭力以学教育,从事教育,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,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。此余宿志。”

  斑驳的三轮车停在新风南里小区的一座楼旁,脚边堆满枯叶,已经月余。自从黄济2014年末住院后,它就再也没有挪动过。

  曾经,它由这个九旬老者蹬着,不疾不徐地往返于家、校园和医院之间。它载过先生一指厚的手稿、新面世的著作,以及为病床上的夫人细烹的暖口羹汤。新生入学时,黄济还踩着它帮学生搬过家。

  这辆不起眼的三轮车经常陪伴着这个教育大家进入人们的视野。一个老人,一辆老车,构成校园里朴拙低调的别致一景。

  穿行校园,这对老友不时收到四面来自师生的瞩目致意或问好行礼。

  时间停止在2015年1月8日20点,黄济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“再也见不到蹬三轮的那个慈祥的老先生了。”网上灵堂有学生留言。老车默泪,故人去矣,满地离殇。

  “一生两投任评说”

  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黄济,他的前30年,都是在时代大潮中颠沛,在彷徨中寻求出路。

  黄济1921年7月生于山东即墨的一个殷实的封建家庭。少年时,因家道败落,开始备尝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。

  他小时兼受私塾教育和现代小学教育,兼有传统文化素养和现代科学知识的濡养。在考院小学就读时,因受爱国进步老师的影响,萌生了反抗封建家庭的念头。

  1939年春,黄济进入青岛著名的礼贤中学就读。这所由德国人创办的学校借助德日轴心国关系的掩护,在日军暴政下成为一所汇聚进步力量的净土。受此影响,黄济心中挣脱枷锁、出走旧社会的愿望越发强烈。

  1943年7月,黄济终于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,越过敌伪封锁线,从沦陷区奔向国民党统治区。

  在国统区的安徽阜阳,黄济进入由山东省流亡政府成立的第一临时中学,加入进步学生社团“尖兵社”,并在毕业时响应当时国民党政府“青年从军”的号召,参加青年军,意欲投入抗日。

  但现实予他的是又一层彷徨,军中所见,尽皆腐败。从军队复员后,黄济毅然选择以教育为志业,进入当时的北平师范学院(北京师范大学前身)教育系学习。

  在北平师范学院学习期间,黄济的思想愈加进步,对国民党暴虐统治的义愤日益见涨,终于催生了他人生中又一个转折点——1948年7月,他从北师大肄业,改名黄济,奔赴华北解放区,开始了在华北大学的学习和工作。

  日后,黄济将抗战时期从旧式家庭出走投向国民党统治区,解放战争时期又从国民党统治区奔赴解放区的经历,形容为一个寻求“别样的路”和“理想的路”的过程。正是动荡岁月中的出走复出走、彷徨复彷徨,将他引向了教育事业的大门,也在颠沛行旅中塑造了他性格中经忧患而沉稳、历沧桑而宽厚的一面。

  但是,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,正是因为“一生两投”,黄济蒙受了种种怀疑与批判,屡次披风沥雨,黄济在晚年却只用一句“一生两投任评说”明志,对过往沉渣笑而置之。

  重建教育哲学学科

  在山东省第一临时中学毕业前夕,黄济曾写就一篇自传,初绘自己教育报国的志向:“余深感教育之落伍与自身之不幸,故愿竭力以学教育,从事教育,希能予贫寒无告而失学者以求学之机,使无感就学之难与失学之苦。此余宿志。”

  该文出于他对动荡时世中教育本质失落的感愤,其后一生,他都在不断寻找教育的本质。

  新中国成立后,黄济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研室任教,后转入北京师范大学,负责教育学教研室的工作。

  “文革”之后,百废待兴,黄济又担起了追寻教育“本质”的重任:重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哲学学科。

  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回忆说,当时的教育哲学学科重建,不是简单地恢复解放以前的教育哲学课程,而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方法,重新审视教育的理论问题。1980年,黄济在北师大重开教育哲学课,边写讲稿边开讲,开设了新时期全国第一堂“教育哲学”课。当时的学生回忆课堂盛况,77、78、79级本科生、研究生、本系教师和进修教师围坐一堂。因为国学功底深厚,黄济的讲授不仅可以贯通西方基本教育哲学流派,而且闪烁着自己独特的东方智慧。两年讲课形成的《教育哲学初稿》成为当时全国第一本“教育哲学”教材,内容易懂,文字朴实,充满了辩证法精神,令无数重新迈入课堂的学子受益。

  此后20年,黄济将著述《教育哲学初稿》修订为《教育哲学》,再完善至《教育哲学通论》,这些论著受到中国教育界的很高评价,也由此奠定了新中国教育理论的开拓者、中国教育哲学主要奠基人的地位。

  黄济长年随身携带一个小本,听研讨会和报告,甚至和人日常对话,都要做笔记。这是黄济特有的学习法:择善而从,孜孜以求,前辈、同辈、后辈都是他学习的对象,用他人见解对照自己的认识,寻求差异,增长见闻;或由疑生思,以鉴正误,去粗取精。

  离休后,黄济过上了离而不休、自续耕播的生活。每年出产八九篇论文,见于重要学术期刊和主流媒体,且不断有新作问世。他治学极为勤勉,在写作《诗词学步》一书时,因为骨折,为解痛楚,竟用左手写出1至2万字的提纲。

  家人称黄济为“老学童”,他则形容自己花甲之后的人生是“三黄”:黄济,已到了黄昏时候,却成了黄金时代。

  厚德爱生的“人师”

  黄济在《黄济口述史》一书中提到对自身的师道要求:“读了北师大,就定了做教师的终身志愿,深知作‘经师’不易,做‘人师’更难,于是在这两方面加强修养。”从他身后不同时期学生的追思中,黄济证明了自己是一位学业精深的“经师”,更是一位厚德爱生的“人师”。

  学生石中英回忆说,他来北师大求学时的第一个下雪天,早晨6点多钟,当学生们还在酣睡之际,黄济就叩响了他们的宿舍门。冒雪前来,是因为他担心南方学子被衾薄凉,不御北地冬寒。

  学生金生鈜认为黄济一生都在以“诚”立教。考博士前夕,他电话告知黄济他在北师大地下招待所入住,没几分钟,黄济就前来看望。考完试后,黄济把参加考试的8名学生请到家里吃饭,饭间他说,他最多能招收两名博士生,所以感觉歉疚,令在场者无不动容。

  学生郑葳回忆,他申请去博士后流动站学习时正值非典。因为全校戒严,无法出门去请黄济在推荐书上签字。黄济了解情况后,毫不犹豫地表示“我过去”!在人人自危的非典期间,老先生提携、关爱后辈的情怀更显诚挚。

  黄济对学子表现出了极深沉的仁爱和宽容。在后生的回忆中,黄济事多亲力,温文恭谨,绝无半点盛气。

 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钱鹤鹏回忆,这次黄济住院第二天,他和教育学部综合办副主任陈强等老师一起去医院探望。黄济拉着陈强的手,说自己的卡里多了一些钱,他不知道是什么钱,是不是给他打错了。陈强应答,那是学校给离退休老师发的取暖补贴。黄济当时很激动:“发那么多钱干什么,我现在都用不了什么钱了,能退回去就退回去,发给年轻老师,多鼓励他们做研究。”闻者听罢,久久不能自已。

  “作为黄先生的弟子和同事,与他在一起常有一种‘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’之感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师之道吧。这种化育万物之效,源于先生的心性修养,源于他为学与为人的统一”,他的学生劳凯声认为,中国文人的德业事功就是在自己的认知和践行、读书和做人的过程中得到体现,而黄济即是一代文人仁者之典范,“从先生的为学和为人我们似可悟出这样一个道理,即真正的学问应从伦理、德性的视野去理解,同时兼顾求知、审美”。(实习生 陈少远)

    《中国教育报》2015年1月12日第5版

(责任编辑:高教学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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